原文发布于2026年10月19日。
同一个问题，换一个国家，答案可以完全相反。出来看一看，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。
01 · 签证
去年去耶鲁大学访学时，友人提醒美国枪击频发，须注意安全。今年来巴黎前，友人提醒巴黎正在闹革命，不闹革命的地方扒手横行，行事务必小心。总之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兵荒马乱的，但要去这些国家却一点也不容易，要提前办签证，提供一堆资料，还要排老长的队。所以我很羡慕国外的律师同行，看他们全世界飞来飞去，都不需要办理签证。
不管哪国的律师，聊下来有一点是共识：出国开会可以顺便旅游。律师是工作，旅游是生活，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。所以来巴黎开会，可以趁机旅游。开会可以很大程度降低负罪感，这种负罪感来源于内卷环境中一下子走出来的不适应。所以每年卷个十个月，出来晃荡2个月，松弛有度，倒也是一种活法。所以我很期待下一次IAFL的会议在希腊或者意大利，来个文明溯源之旅。
在奥赛博物馆，意外遇见了一尊小小的自由女神像。它出自巴托尔迪之手，与纽约港口那尊巨像同出一源。原来那座照亮新大陆的“自由”，故乡就在巴黎。
02 · 切换
有国内律师同行来问旅游攻略，我的观点是要会“随时切换”，首先要切换的就是手机和app。“遥遥领先”的手机在国外很不好用，所以还是得苹果手机，各类app下载、使用起来没有障碍。机票早订早省钱，出国漫游移动数据流量包提前买起来。但有一点要注意，这个漫游流量包，数据最终还是会绕回中国，这就意味着，人在境外，网还是在墙内，然并卵。解决的办法是提前买当地的esim短期流量，譬如我这次从网上购买了欧洲的esim，下载了NOMAD，30天内不超过20G的流量，网速够快，关键是全欧洲通用，还不用担心被墙。
最直观的切换还是语言切换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一个过程，乐趣也就在于这个过程。譬如在法国，如果你坚持说法语（从Bonjour，Merci，Bonsoir，C’est délicieux……），你会收获很多赞美，这是很大的情绪价值。当然和同行之间交流还是得英语，只要敢说，就不怕老外听不懂，法国人讲英语未必有我讲得好。老外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家事律师是比较宽容的，尤其是在语言方面。而且语言这东西，是需要实践的，就像开车，你书本上理论学再多，不如自己上手去开，越来越熟练。就我个人经验而言，当老外不再夸你英语讲得好了，说明你基本及格了。
最深刻的切换乃是对多样性的感悟。在国内，多样性是非常匮乏的，以律师为例，大多数活得累，有案子的时候身体累，没案子的时候焦虑的心累，所以人忙忙碌碌卷来卷去又千篇一律。罗素说过，参差多态，乃是幸福的本源。（Diversity is essential to happiness.）那么出来参加一些国际会议，看到来自世界各个Jurisdiction的家事律师们，讲出来的话千奇百怪，思考问题的逻辑五花八门。你会突然发现，以往我们习惯称呼欧美，实际上美国又分50个州，不同州的婚姻家庭、遗嘱继承、信托法律都是不同的。在欧洲，英国和欧盟很多国家的法律也是不同的，譬如瑞士家事律师讲遗嘱继承的不同实践，英国律师听的一愣一愣的。
蒙马特的小巷深处，藏着一面深蓝色的墙。白色的字迹密密麻麻，用两百多种语言写着同一句话：“我爱你”。我在墙角找到了熟悉的三个汉字，心头一暖。墙上散落的红色碎片，是一颗破碎的心。人们说，只要世人相爱，它终会重新拼合。墙上方的蓝裙女子轻声说：“爱是一场混乱，那就去爱吧。”在巴黎，连一面墙都在谈论爱情。
03 · 行走
我们在巴黎的这十天，一般以city walk为主，google map上打开timeline，可以记录每天轨迹，行程结束时再用gpt画一张图，巴黎的足迹图就出来了。以前去行走，还要去研究抖音和小红书，现在已经不需要。本次大陆法系国家（法国、葡萄牙）之行，最得力的助理是muse，meta旗下的AI，可以打开定位功能，链接google map，简直就是国内的“高德地图+大众点评+小红书”的结合体，强大的很。几天的餐厅，几家博物馆的票，甚至从巴黎飞里斯本的机票都是这个AI小助理帮我筛选、预订的。工作时的AI还是得Claude，已经多方面超越GPT了，问题是（中国人使用）容易被封。相比手工操作，AI的优势必须拥抱，但最终还得人来审核、把关，因为出了问题，还是要具体的人来担责。
日常行走，欧元纸币提前备一些，不需要太多，除了给小费，一般也用不上纸币。购物消费，Uber打车，地铁出行，有Apple Pay就够了，一个手机走巴黎，基本没啥问题。我们在巴黎主要靠步行，city walk，可以看到真实的巴黎生活，一大乐趣是街边转角的咖啡馆，都打扮的很精致，精华的位置都在室外，一张小圆桌，配上两张小椅子，必须面朝马路，法国人的小资优雅悠闲惬意都写在脸上，供往来游人品鉴。往来的行人呢，也不甘示弱，不但打扮时髦，还喜欢牵狗行走。
午后的杜乐丽花园，一位金发女士牵着四只小狗，从卢浮宫前缓缓走过：一只竖着大耳朵的吉娃娃，一只卷毛小贵宾，还有两只短腿长身的腊肠犬，一只毛发蓬乱，一只油亮乌黑。四根牵绳交错，小狗们各走各的方向，她却从容不迫。在巴黎，连遛狗都像一场街头时装秀。
04 · 左岸：上帝、咖啡与存在
从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出来，过个马路就是双叟咖啡馆，再走几步是花神。巴黎的规划很有意思——上帝和咖啡，只隔一条马路。
这座教堂的前身是6世纪的修道院，门口那座罗马式钟楼已经站了一千年。中世纪这里是城外的草地，修士们抄经治学；一千多年后，同一块地方，一群无神论者坐在咖啡馆里讨论人为什么活着。从信仰到怀疑，左岸只用了一个十字路口。
双叟的名字来自店里两尊中国瓷人，算是半个老乡，兰波、魏尔伦、海明威都在这里坐过。花神则是萨特和波伏娃的“办公室”。二战占领时期巴黎缺煤，家里冷，花神有炉子，两人便天天到楼上写作，一坐一整天。所以存在主义的诞生，多少要感谢一台暖炉。如今的花神座无虚席，人手一部手机，拍咖啡、拍招牌、拍自己，我也未能免俗。一杯咖啡的价钱在国内够喝好几杯，但想想买的是和萨特同框的门票，倒也释然。
当年研究存在主义，萨特那句“存在先于本质”印象最深：人没有预设的意义，是选择定义了自己。波伏娃把它用在女性身上，写出《第二性》：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形成的。七十多年过去，读来依然不过时。
作为家事律师，我对这两位的关系格外好奇。1929年，他们订了一份“两年期契约”：彼此是必要的爱，也允许偶然的爱，不结婚，不隐瞒。这份契约一续就是五十年，最后两人合葬在蒙帕纳斯公墓。我经手过不少婚前协议，条款滴水不漏，最后照样一地鸡毛；他们这份连纸面都没有的约定，反而履行得最彻底。可见契约的效力，不在纸上，在人心。
往南走几分钟是圣叙尔皮斯教堂。很多人冲着《达芬奇密码》来找“玫瑰线”，其实那条铜线是18世纪用来测春分、定复活节的子午线，跟圣杯没半毛钱关系。我更想看的是德拉克洛瓦的壁画《雅各与天使搏斗》：人和天使摔了一整夜，不分胜负。这大概也是存在主义的隐喻，人和命运较劲，没有标准答案。
再往塞纳河边走，就是莎士比亚书店。当年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没人敢出，是西尔维娅·比奇的老店出的；现在这家由乔治·惠特曼1951年开张，延续了它的名字。店里摆着床，穷作家可以免费借宿，条件是帮忙看店、每天读一本书、写一页自传，据说前后住过三万多人。如今门口排队的人比书架前的多，又是一个打卡胜地。
一圈走下来，我发现左岸的人文气息，说到底是一种“允许”：允许一群人在咖啡馆坐一整天，允许穷作家睡在书店里，允许两个人不结婚却相守一生。对卷了十个月的我来说，这种允许，才是巴黎最贵的奢侈品。
05 · 巴黎的博物馆：房子是借来的，画是“交”出来的
在巴黎逛博物馆，有一个有趣的发现：这些博物馆，几乎没有一座是专门为博物馆盖的。
卢浮宫原本是王宫，最早还是腓力二世修的城堡；奥赛是1900年世博会时建的火车站；毕加索博物馆住在一座17世纪的盐税官府邸里，主人靠收盐税发家，巴黎人干脆叫它“盐府”；橘园，顾名思义，是杜伊勒里花园给橘子树过冬的温室。王宫、车站、税官宅邸、温室，最后都住进了艺术。巴黎人不太拆房子，只是不断给老房子换主人。
卢浮宫让我想到漫长的时间。胜利女神在阶梯顶端迎风而立，维纳斯的断臂提醒我，失去并不能穷尽一个存在的价值；《加冕大典》与《美杜萨之筏》，一幅让权力的中心可见，一幅让被遗弃的人可见。
奥赛则把我拉回眼前这一刻。火车站的大钟还在，只是不再催人赶车。莫奈画中衣裙上的光、雪地里的蓝影，让一个习惯按小时计费的律师，难得地愿意停下来，什么也不产出地看上半小时。
毕加索博物馆，是最让家事律师兴奋的一站。毕加索1973年去世，没有留下遗嘱，身后是几段婚姻与感情里的子女，遗产分割拉扯了好几年。法国税务部门也不客气，遗产税是个天文数字。最后的办法很有法国特色：以画抵税。依据1968年确立的“代物清偿”（dation）制度，继承人把大批作品交给国家，才有了今天这座博物馆。一位天才没立的遗嘱，最后由税法替他执行，倒成全了全世界的观众。我常对客户说，不立遗嘱也是一种安排，只不过安排权交给了别人。
橘园则是另一种传承。1918年一战停战的第二天，莫奈写信给老友克列孟梭，要把《睡莲》捐给国家，作为和平的纪念。他为此画了十来年，却没等到开馆。1927年展厅落成时，他已去世半年。两个椭圆形展厅，自然光从顶上洒下，八幅睡莲环绕四周，没有起点，也没有终点。人坐在中间，仿佛坐在池塘里。
四座博物馆走下来，我发现它们讲的是同一件事：私人的东西，怎样变成公共的。国王的收藏因为一场革命向公众开放，画家的遗产通过税法进入国库，一位老人的晚年心血以赠与的方式留给国家。有的出于革命，有的出于法律，有的出于心意，结果都一样：后来的陌生人，可以站在这里。
传承的最高形式，未必是传给子孙，而是传给时间。
06 · 会议：同一个问题，二十五种答案
这次会议来了25个法域的家事律师，按惯例适用查塔姆宫规则（Chatham House Rule）：内容可以讲，谁说的不能讲，客户信息更是一个字都不能带出会场。所以下面只说“某国律师”。
「同一个问题，换一个国家，答案可以完全相反。」
三天会开下来，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此。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，对家事律师来说，参差多态也是饭碗的本源。
婚前协议：契约自由，还是国家当家长
婚前协议最能看出一个国家有多信任成年人。
西班牙律师说，在西班牙你可以放弃一切权利，签了就算。荷兰交给公证人：公证人中立，要向双方讲清楚，所以不必各请律师，婚礼前一天签都行，签完还进中央登记。瑞士律师说，财产部分基本百分之百被认可，扶养费部分却要法院批准，所以只敢承诺“尽量”。
加州是另一个极端。二十多年前，一位棒球明星在婚礼前一天把协议塞给英语不太好的新娘，加州最高法院照样认了。立法机关看不下去，随即立法推翻：要有独立律师，要充分披露，最后一稿到签字至少隔七天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加州夫妻之间互负信义义务，婚后协议反而比婚前审得更严。恋爱时是谈判对手，结了婚就成了受托人，细想很有道理。
苏格兰律师抛出一个灵魂拷问：签的时候两人三十出头，事业旗鼓相当，很公平；十年后女方生了三四个孩子，跟着丈夫满世界跑，还公平吗？法国律师则讲，一位佛罗里达律师给要嫁法国人的客户做了份很漂亮的协议，请她把关，她只回了一句：没有法国公证人，这份协议在法国执行不了。
轮到我介绍中国，中国法律对于婚前协议的形式要求是比较宽松的，没有“双方要对各自婚前财产做完全披露”的要求，也没有“双方对等委托律师的要求”。实务中，要想婚前协议在若干年后得到法庭的尊重和认可，很多人会考虑去公证处公证。值得一说的是，2025年最高法院的新司法解释：婚内约定把一方婚前房产变为共有，我建议要尽快办理过户，因为如果没有办过户，离婚时法院的裁量空间就大了……看着一桌律师低头记笔记，心里还是有点小骄傲。
最戏剧化的故事来自佛罗里达。一份婚前协议里有“坏男孩条款”：谁出轨或家暴，五千万美元的豪宅归对方；谁先提离婚，还要损失两千万。结果婚姻早已糟透，谁也不肯先开口。后来果然出现了家暴指控，报警、刑事审判、陪审团裁决无罪，再反诉恶意起诉。结局大家都猜到了：两人复合了。条款设计得太精巧，也能把婚姻锁死。
家暴：火箭筒与汤勺
各国都在扩张家暴的定义，从身体暴力扩到经济控制、强制控制，但扩完怎么用，差别很大。
澳大利亚要求法院分割财产时必须考虑家暴，但律师们算过账，即使证明了严重家暴，财产上大概也就多分资产池的5%左右，代价却是大量举证，把伤口当庭再揭一次。加拿大更进一步，确立了“亲密伴侣暴力”这一新的侵权之诉，可以直接判损害赔偿，案件随之暴增。苏格兰律师说：“我们不搞侵权，因为我们是苏格兰人。”
加州只要一次家暴行为被证实，五年内就推定不适合共同监护，想推翻，得先上完52周的施暴者干预课程。佛罗里达同行总结得最传神：“加州给每个人发一门火箭筒，佛罗里达只发一把汤勺。”佛罗里达实行严格的五五分监护推定，家暴的分量反而很轻。智利律师担心的是另一头：几乎什么行为都能算暴力，保护令凭申请人一面之词就能发，对方九十天内被赶出家门；保护令太多，真正的受害者反倒护不过来。
保护弱者与防止滥用之间，这把尺子各国都还在找。
估值：马、红酒、爱马仕和胚胎
高净值离婚，难的往往不是分，而是估。
有律师讲，一位太太坚持家里的马价值连城，理由是“我恨我丈夫，马是我最好的朋友”。加州律师处理红酒收藏，请侍酒师估价，双方事先约定专家怎么分就怎么分。比利时的难题是爱马仕：太太说是个人物品，我背过；丈夫说是投资，你看包装都没拆。香港律师说，有人为了压低包的价值，在包上刻自己的名字。澳大利亚把冷冻胚胎认定为财产，分配时考虑谁贡献大，有判例因女方取卵更辛苦而判给女方。印度律师说，女方的首饰属于“嫁妆财产”，谁也不能碰。
程序上同样五花八门。比利时、法国习惯法院指定专家；波兰律师吐槽，一套房子因专家意见被反复挑战，拖了十几年；瑞士加重了当事人自请专家的分量，结果一方一次交了六份报告。加拿大安大略的办法最妙，叫专家“泡热水澡”（hot tub）：双方专家坐到一起，写一份报告列明哪里一致、哪里分歧，庭上只吵分歧。
更深的差异在披露。英国律师说，普通法系的律师首先对法院负责，客户隐瞒财产，后果很严重；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这种义务。西班牙律师坦言，西班牙根本没有披露义务，境内的银行和登记可以查，境外的“想怎么藏就怎么藏”。加州则有个经典案例：太太离婚时隐瞒了一张中奖彩票，被发现后，奖金全部判给了丈夫。
抚养费：慷慨与吝啬
阿联酋律师说，那里养孩子是父亲的法定义务，跟母亲挣多少无关；抚养费包括房子、司机、保姆、家教、安保，两年换一次车，母亲陪同出行可以坐头等舱。智利更“狠”：付到21岁，在读的付到28岁，祖父母也可能兜底；欠费的人进公共登记，不能买房、买车、贷款、出境。智利最高法院最近还认定读硕士也算，于是一位32岁在英国读硕士的“孩子”，父亲还得接着付。相比之下，摩纳哥律师自嘲是“吝啬的法域”，德国律师也说“德国一点都不慷慨”。执行上流传最广的是纽约法官那句：“下次开庭，带上你的牙刷。”
最后一场讲AI。有律所在委托合同里写明，客户发来AI生成的垃圾材料，处理要收费；有律师坚决不录音，宁可当面再问一遍；智利律师说，当地上诉法院的一份判决书里，连提示词都印了出来。印度律师的担忧最现实：大所不再招一二年级律师，那将来三四年级的律师从哪里来？
三天下来，我记住的不只是哪国的规则，更是规则背后的选择：信任个人还是保护弱者，尊重契约还是追求结果公平，效率优先还是程序优先。没有标准答案。出来看一看，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。
07 · 法国的公证人
法国律师提到的法国的公证人，那是非常尊重。明月律师也深有同感，中国也是这样，没有公证人，家事律师寸步难行。明月律师走在巴黎街头，可以看到法国公证人事务所的金色招牌，法语叫panonceau（官徽招牌）。法国的公证人事务所门口都会挂一块，非常好认。官徽图案是法兰西共和国国玺（Sceau de la République，1848年设计）。中间坐着的女性是“自由女神”，代表共和国。她身后的光芒象征启蒙。她手里扶着的束棒（faisceau）象征国家权力。脚边的麦穗象征丰饶，投票箱象征普选。“RÉPUBLIQUE FRANÇAISE”：法兰西共和国。“NOTAIRE”：公证人。
为什么要在公证人事务所招牌上挂国徽，是因为法国公证人是国家授予公共权力的“公职人员”（officier public），由司法部长任命。他们制作的公证文书（acte authentique）具有和国家文书同等的证明力和强制执行力，所以门口可以挂国玺招牌。此时我想到李辰阳公证员的话：“宣传上常说中国的公证处是服务机构，更准确的说法，公证处是司法机关，提供的是司法服务，代表国家辅助与干预私人事务”。
尾声：革命是法国的日常，文明是法国的底色
出发前，友人提醒巴黎正在闹革命。离开时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：友人没骗我。街上确实有游行、有罢工、有标语，新闻里的画面也确实够吓人。但十天走下来，我的结论是：外国人看到的是街头，我更想看街头背后的那个法国。
首先，革命本来就是法国的传统项目。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，1830年七月革命，1848年二月革命，1968年五月风暴，法国人隔一阵子就要上街复习一次。卢浮宫里那幅《自由引导人民》，画的就是1830年的街垒。别的国家把革命挂在墙上纪念，法国人看完画，顺便还去街上实践一下。所以在法国，上街不代表国家要垮了，而是公民在行使一项他们认为天经地义的权利。
其次，街头再热闹，制度的底盘很稳。巴黎街头公证人事务所的金色招牌上，共和国国玺是1848年设计的，那一年恰好也是革命年。革命一场接一场，国玺一直挂在那里，公证人照样出具文书，效力和国家文书一样。再说拿破仑，《加冕大典》里那位风光无限的皇帝，晚年在圣赫勒拿岛上说，他真正的光荣不是打赢了四十场战役，而是那部永远不会被抹去的民法典。两百多年过去，帝国早已烟消云散，《法国民法典》还在用，还深刻影响了整个大陆法系。作为律师，我对这种“制度比人活得久”的东西，格外敬重。
再次，法国人懂得怎样守住文明。王宫改成博物馆，火车站改成美术馆，用税法把毕加索的画留在国内，莫奈把《睡莲》送给国家。2019年巴黎圣母院一场大火，很多人以为要等几十年，结果五年多就修好重开。一个国家有没有底蕴，不看它会不会出事，而看出事之后，能不能把房子重新盖起来。
最后，是“允许”。左岸允许萨特和波伏娃在咖啡馆坐一整天，允许穷作家睡在书店里，这个国家同样允许它的公民上街大声说“不”。容得下异议的国家，往往才是真正自信的国家。顺便一提，纽约港那尊照亮新大陆的自由女神，也是法国送的。
所以回头再看那句“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兵荒马乱的”，只说对了一半。乱是真的，但乱在表面。乱的底下，有一部两百年的法典，一套挂着国玺的公证制度，一座座被精心保存的博物馆，还有一群敢于表达、也懂得生活的人。
离开巴黎那天，我在心里给法国写了一句评语：
「街头可以不平静，但文明从未离场。」
下一次IAFL，希望在希腊或者意大利。法国让我看到一个国家如何在动荡中保持深度，我也想去看看，这份深度最早是从哪里来的。